四是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等转移支付力度，区域政策的目标逐步从早期的注重效率向更加注重公平转变。

其中由于司法问题、执法问题、公务人员腐败导致的产权被侵犯的情况尤应引起重视。被侵害的，应该予以保护。

要认识到，企业家成为政府行政部门奴婢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垄断领域的壁垒比较严重。但同时，毋庸讳言，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在培育企业家阶层特别是激发和保护企业家精神方面仍存在不少问题，致使部分企业家的信心不足。企业家多认为出头椽子先烂的现象较为普遍。这是最基本且无争议的特质定位。

据此界定，在我国创建企业并担任经营管理职责的指挥者（包括国有企业领导者、民营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等非公有制企业负责人、职业经理人群体）中，凡是符合上述三合一特质的，都可以称之为企业家。完善对企业家的容错帮扶机制是一种切实有力的举措。中美协定的真正重心不在贸易自由化，而是在投资自由化。

地方自足（regional autarky）是毛时代为应对设想中的大规模战争而做出的制度安排，中央以下各级行政区域内部均建立了基本相似的完整的产业结构，其结果是造成资源的极大分散和浪费，并附带削弱了中央计划当局的权力。中国崛起实际上涉及两大关键问题：中国是否已经崛起，以及崛起的中国将如何行事？过去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似乎印证了中国作为一个潜在的全球大国正在崛起的趋势，所谓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等就是对此观感的确认。这与东亚发展型国家普遍抗拒合资，坚持本土企业自主性的做法截然不同。这种自发的私有化得到了主流经济学们的大力支持，但它既非必然，也非天然合理，因为大规模私有化是源自中国政府因改革和开放自身的问题以及两者在策略上缺乏协调，以致国企在竞争中惨败而被迫做出的一种机会主义的反应。

中国企业整体上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缺乏核心技术、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的状况没有根本改观。事实上，中国经济在1990年代后半期持续通货紧缩状态下取得的高速增长，恰恰得益于出口和外资的大量增加。

也惟有如此，才有较大的可能为中国的发展带来真正持久和平的国际环境。为此，中国政府修改了《外资法》，大大放宽对外资股权比例和投资领域的限制，允许外方出任合资企业董事长以及外商独资经营。新古典派经济学家往往用1980年代以来全球贫困人口的减少，来证明全球化在促进发展上的功效。其次，全球化造成了中国对世界资源巨大的刚性需求，鉴于某些战略性资源（如石油）的不可再生性，以及它们与地缘政治存在的共生关系，中国与有关国家在世界资源上的争夺必然是零和博弈。

因此，中国在WTO 规则体系内、以国有企业为载体实施的自主创新政策虽然推动了某些领域的技术进步，却依然不能摆脱对外资的技术依赖。在世界经济史上，后起的工业化国家无一遵循自由主义的比较优势信条，无一不是通过国家的保护主义政策（美国和德国），或同时依托有利的国际环境实现赶超的（台湾和韩国）。唯一于1994年在汽车行业实施的产业政策也不鼓励自主性技术开放，而是以行政法规的形式把从国外引进规定为中国唯一的技术来源，并把产业升级的希望寄托于合资。作为低技术产品制造大国，中国无法取代日本成为东亚经济的领头雁。

其实，所谓的自主创新简而言之就是消化吸收再创新，基础依然是技术引进，而且中国政府围绕自主创新制定的有关产业政策，也几乎没有超出中国入世承诺的范围，不过是一种改进型的以市场换技术战略。又暴露出私营企业在2001年被捧入顶峰后再度沦落，成为政治上的弱势群体。

前者表明邓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之后，再次回到之前外部整合的发展思路上，后者则表明邓在苏东事变后决心通过经济增长的政治化，来解决传统意识形态破灭后的政治合法性危机。中国崛起的基础：经济增长 中国崛起之说最早见于1990年代中后期。

上游企业也同样如法炮制，大量生产千篇一律的标准化部件。中国尊重美国为东亚秩序的保障者，无意于寻求霸权或支配世界事务。邓在南巡讲话中明确主张发展外向型市场经济，并强调必须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否则将出现政治问题。发展的条件：内部整合还是外部整合？ 中国虽然保持了3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但迄今依然是个相对贫穷的中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美国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通过全球化彻底阻绝中国的赶超之路，使中国无法摆脱对资本主义国际体系的经济和政治依赖，从而在战略上不战而胜中国。2009年奥巴马上台后，放弃了布什时期的单边政策，大西洋关系明显改善。

与以往多边回合谈判不同的是，乌拉圭回合谈判涵盖的范围大大超出了传统的关税减让，而几乎涵盖了现代社会的一切经济活动。经济增长的政治化必然延续计划经济时代的粗放经营，因而无法在国企内部形成有效的激励机制，而基于政治标准的党管干部的人事体制则很难保证选拔出优秀的管理者。

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下，内部整合有助于劳资之间建立阶级联盟（class alliance），而建立在内部整合基础上的经济体也必然是内需主导的（经济规模过小的国家除外）。中国崛起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模式的成功。

工人阶级的边缘化严重削弱了中共政权在正统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为1990年代末以来毛主义在底层社会的复兴准备了条件。通过对中国经济全球化（globalize）这样的和平方式，诱导中国加入以规则为基础的自由主义国际经济秩序，从中获益并对之形成依赖，进而积极捍卫对其经济发展利益攸关的国际体系，美国就可以达到兵不血刃消灭一个潜在战略对手的目的，正如美国在战后通过多边体制把西德和日本纳入国际体系那样。

目前，人民币汇率已达到国内企业所能承受的极限，在中小企业再次出现倒闭风潮、社会形势危若累卵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不得不竭尽全力抵制人民币的进一步升值，以维持劳动密集型出口，防止失业的蔓延。在私有化过程中，坚持对权力绝对垄断的中国政府也决不允许工人组织独立工会来捍卫自身利益。于是，这种以改革的名义进行的权贵私有化，遂造成大批工人在未得到合理补偿的情况下被无情地抛向社会。然而，与早期西方工业化国家通过快速工业化推动经济增长不同的是，中国的经济增长与工业化之间呈现某种脱节，经济增长不是来自工业化的推动，而是仰仗经济自由化——即全球化之功。

根据这一理论，中国只有在政治上建立起民主制度，中国的崛起才可能是和平的，才不会对国际秩序构成威胁。因此，中国崛起不论是否通过和平方式来实现，都将被美国视作威胁。

外资企业出口比重自2003年以来基本稳定在55%，目前，中国商品贸易的一半以上、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85%左右是由外资完成的。其次，由于国内资源缺口不断扩大，中国从海外大量进口能源和原材料，进口量的急剧上升对全球资源供求结构、乃至全球经济产生了巨大冲击，中国与美日等发达国家在战略性资源上的利益冲突日益表面化。

中国作为一个经济技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却反其道而行之，在国家尚未完成工业化之前大规模推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这在大国崛起的历史上并无先例，中国难道是个成功的例外吗？ 就消除贫困而言，作为整体的国家，中国的经济发展似乎证明了自由主义全球化（liberal globalization）的功效，数亿人口在短短30年时间里脱离了极端贫困的状态，就这一点而言，中国的确取得了惊人的发展成就。这两点是邓南巡讲话的关键所在。

发展问题之所以为发展中国家所特有，是因为发展涉及两大根本性问题：消除贫困和工业化。社会公正则为本国工业化发展提供着相对充足的内需。中国承诺：一旦加入，将遵守《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定》（TRIMs）。这两大看似矛盾、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巨大的政治理论，在看待中国崛起问题上却殊途同归：尽管中国已经深度融入到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其国际行为越来越受到国际规则的引导和约束，但中国实力的快速增长，在美国政策制定者看来已经对美国构成了威胁。

然而，这一成就却无法掩盖中国内部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和发展失衡，特别是少数人剥夺多数人，将经济增长的大部分好处据为己有的事实。与初露峥嵘的国进民退趋势相呼应，私营企业继续在政治上受到歧视，重要产业一概不准其进入，以防其政治上坐大。

事实上，和平崛起一说最早见于2003年中国领导人在博鳌论坛的讲话，是上述两位作者一的郑必坚为新上任的领导人谋划的外交新思想，后因内部有人反对使用崛起一词，担心公开谈论中国崛起会引起周边国家的不安，而改用和平发展。2008至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冲击很大，但在大规模政府投资的作用下，中国经济迅速恢复高速增长。

欧盟与中国没有地缘政治利益的冲突，欧盟的核心国家，如法德等老欧洲国家，对2001年以来布什政府推行的单边政策强烈不满，希望出现多个权力中心以制约美国。这种增长的本质是无技术工业化，无技术工业化因制度性内需不足以及资源和市场的瓶颈，本身就酝酿着内生型的经济危机，并随时通过外部危机的输入被进一步放大，从而使神话般的高速经济增长难以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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